“曲阜是神農故都、黃帝生地、周漢魯都、孔子故里，素有東方圣城之美譽。曲阜文化源遠流長，從始祖文化到夏商文化，從魯國文化到儒家文化，一脈相傳，生生不息。”[[1]]魯國故城是西周初期至戰國后期魯國的都城，遺址位于山東省曲阜市境內，于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公元前十一世紀，武王伐紂，建立周王朝，大封宗族勛戚，封他的弟弟、輔臣周公姬旦于曲阜，《史記》記載：“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周成王年少繼位，周公因天下未定，故留京輔助成王，派子伯禽代其受封于魯，建立都城。《爾雅·釋地》載：“高原曰陸，大陸曰阜。”東漢學者應劭注說：“魯城中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曲阜。”[[2]]魯國的領域以汶河流域和泗河的中上游地區為中心，境內平原丘陵相間，河流湖泊交錯，分布著汶陽、泗西等良田，土質肥沃，都城曲阜處于這一區域的中南部，座落在洙河、沂河之間，洙河繞于成的西北兩面，小沂河流經城南。曲阜作為魯國的都城，從西周伯禽就封，世襲34代，至戰國末亡于楚，延續了800年余載。

魯故城地下埋藏著大量珍貴文物資料，對研究我國古代歷史有重要的價值。建國以來國家對文物保護工作十分重視，尤其是對曲阜魯國故城遺址加強了保護與管理。上世紀七十年代，經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批準，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山東省博物館對曲阜魯國故城遺址進行保護性勘察與發掘，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協助此次勘察、發掘。從1977年3月開始，到1978年10月結束，通過鉆探和試掘，初步確定了魯國故城是一個貫穿兩周始終的國度，初步查明了其年代、形制、城市布局和地下文物的分布情況，將魯故城內的墓葬、文物遺址劃分了36處保護區，出土了大批珍貴的歷史文物，為考證魯故城的年代和魯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重要線索。“魯國故城是曲阜最深厚的歷史文化依托，環繞魯國故城構成了一個豐富而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群。故城內的孔廟、孔府、孔林、顏廟、周公廟等文物古跡，充實了該遺址的文化內涵，是構成曲阜歷史環境的主要人文要素。”[[3]]

儒家思想對于玉的推崇，成為文明時代玉文化持續發展的精神支柱，奠定了玉文化發展的基礎。《禮記·聘義》記載：“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珉之多歟？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昔夫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对姟吩疲?lsquo;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可見孔子認為玉有十一德：仁，智，義，禮，樂，忠，信，天，地，德，道,強調了玉的可貴不是外在美，而是在內涵與精神上息息相關。這一時期藝術精神引領著玉器在創作和思想上，不斷地追求紋飾、形制、琢雕技法上的生動多變，基本上擺脫了西周時期的莊重嚴肅、神秘古樸的作風。魯國故城遺址乙組墓東周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形制規整，工藝精湛，乃戰國時期玉器的代表之作，令人嘆為觀止。

一、玉璧

玉璧是我國古代玉器中流傳最久遠的器類之一。形制為扁平圓形，中間有圓孔。《爾雅·釋器》中記載：“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是指璧的邊部，一般是說璧的玉制部分，“好”是指璧的中間空心部分，從文獻記載中來看，圓形有孔的扁平形玉器除璧以外，還有瑗、環。根據魯故城出土實物來看，古代工匠沒有嚴格規定璧的比例大小，如今文物專家、學者把邊寬孔小的圓形玉器稱為璧，邊窄孔大的稱為環；一般不再用“瑗”這一名稱。

《周禮》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在古代先人的思維中，以其類形祭祀神靈，將璧琢成圓形，象征天是圓的，以蒼璧禮天，“蒼”在色彩上代表著深色，印證了天是蒼色的含義；關于璧的喻意，古籍文獻記載為圓像天，祭天用之，其實真正用意也非一語可蔽之。但璧的使用年代之長、品種之多是其他玉器所不能相提并論的，它是祭祀天地的禮器，代表禮制文化的最高境界。玉璧的紋飾隨著時代不同而發生變化，主要紋飾為龍紋、谷紋和蒲紋。玉璧上雕琢有成排的密集乳丁，形如倒寫的“e”字母，乳丁上雕成漩渦狀如同谷芽，稱為谷璧，寄托對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美好愿望，取養人之意；蒲璧指帶有極淺的六角形格子紋的玉璧，是在谷紋造型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古代人們常常席地而坐，坐在用蒲草編織的席子上，蒲璧表達了人們對于安居樂業的向往。

戰國夔龍榖紋青玉璧（現藏孔子博物館）         

曲阜市魯故城遺址52號戰國墓出土。位于死者胸前，亦有尺寸大小不一的玉璧放置的位置也不同，或置棺、槨內外，或置尸胸、腹、背、頭等位置。此璧為青玉質，溫潤縝密，光澤陰陽變幻，溫潤典雅，如脂似蠟，玉璧上下均有黑色沁，深入玉理，肉上由兩道绹紋將紋飾分為三區，內區紋飾以绹紋相隔，分成三組，每組飾雙尾龍紋，一首雙身，兩兩相交；中區淺浮雕飾谷紋；外區飾五組雙尾龍紋，作俯首狀；谷紋整齊精致，飽滿充實，排列有序；內外邊緣陡立，有扎手感；陰線有斷線連接痕跡和解玉砂碾磨痕跡；地雖不平，在光線反射下光澤依舊，可見拋光技術精湛；谷紋表面有一至三道砣切痕跡，是戰國玉器中典型的一種琢磨方式。此件玉璧以多層紋飾裝飾于璧的肉面，又以龍紋、榖紋分三層紋飾組合在一器上的玉璧，最早出現在戰國晚期，尺寸之大、器形規整，紋飾又如此之多者，甚為少見，這種多層紋飾玉璧將我國古代玉器的文化藝術美學發揮到了極致。

二、龍形佩

《禮記·玉藻》中記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玉，具有高雅的品性，是君子的化身，人們把佩玉作為規范自己行為方式的一種標志。玉佩原則是種統稱，有單體玉佩和組合式玉佩，既能佩戴身上，又能掛在墻上起裝飾作用。由于儒家思想對于玉的推崇，以及“君子比德于玉”的道德觀念，傳統禮器逐漸衰落，使得佩玉大為盛行，這是一種有道德修養和文化品位的象征，古人佩玉是為了彰顯其權勢、地位和財富，也是一種禮儀。

龍，為古人想象中的祥瑞之物，是中華民族的象征，在古人心目中是個振翎萬里，能升能潛，無所不能的神靈。戰國時期，玉器種類繁多，龍形佩是最具代表性的器類。戰國時期的龍形玉佩注重造型、神態的變化，彎曲盤繞的身軀充滿著活力，體現了玉工豐富的想象力，精湛的琢玉技術，夸張的造型和精美的紋飾，充分體現了戰國玉器的特點。

戰國谷紋夔龍形玉佩 （現藏孔子博物館）         

這件谷紋夔龍形玉佩是在魯故城58號戰國墓中出土，因骨架腐朽，已然不能確定具體放于棺內死者的身上還是身下。青玉質，整體受沁，沁色經年歷久滲于玉里；玉質溫潤，光澤怡人；此類鏤雕龍形佩在戰國和漢代均有較多出現，形似字母“S”；回首曲身龍形，體橫向蜷曲，造型大氣舒展，龍首獨角，嘴微張，卷云鼻，斧形下顎，陰刻橢圓滴水形眼，龍身、龍尾分叉，龍爪作伏臥狀；孔洞壁光潔，無砂磨、崩裂痕跡，應為管鉆孔；器兩面紋飾相同，線條流暢生動，有力遒勁；立邊陡立，撫之扎手；陰線琢刻較深，有斷刀連續的痕跡；龍身飾淺浮雕谷紋，其谷紋陰線用解玉砂碾磨痕跡明顯，龍紋生動威猛，表現出一種狂放不羈、氣宇軒昂且具有王者風范的藝術形象,為戰國玉龍中的精品之作。

戰國榖紋夔龍青玉飾（現藏孔子博物館）                             

魯國故城遺址3號墓出土。器呈“S”形扁條狀夔龍，弧形，青玉質，有褐色沁斑，龍俯首，上唇較長，張口，前視，眼珠邊緣的眼角、眼圈磨制過度自然，背部拱起呈弧形，尾分叉，向上回卷，背部有一圓穿；龍身正面淺浮雕刻飾榖紋，淺浮雕谷紋排列錯落有致，解玉砂碾磨痕跡明顯，背面刻飾卷云紋，陰線勾勒線條流暢，邊緣陡立扎手。“S”形玉龍佩為戰國時期最常見的器類，其流行貫穿著整個戰國時期，此龍形佩造型別致，身窄而長，是同類戰國玉佩中不多見者，極為珍貴。

三、玉璜

璜，常作為朝聘、祭祀、喪葬的禮器，《周禮》記載：“以玄璜以禮北方”，就是說以璜祭祀北方的神。玉璜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魯國故城出土的這件玉璜出土時位于死者的胸腹部，作配飾殉葬。西周晚期至戰國時期是玉佩飾發展中的繁榮時期，品種繁多，出現了當時極為盛行的多件玉器串聯組成的佩飾，稱為“玉組佩”，一般是由璜、瓏、觿、琥、珠等玉佩飾組成。玉璜也作為戰國玉組佩中的佩件，在當時甚為流行，紋飾變得多樣化，由古樸端莊的禮器轉變成裝飾。

戰國出廓雙龍勾云紋玉璜 （現藏孔子博物館）

魯國故城遺址52號墓出土 器扁平，黃玉質,扇形，晶瑩溫潤，璜邊緣有一處沁斑。璜身滿刻勾云紋，中有一穿，璜下透雕雙龍，相向而視，龍獨角，張口挺胸，尾下垂卷曲，體如“S”形彎曲，龍身刻鱗紋，器兩面飾紋相同；龍身形健碩，肢體柔韌，整體布局飽滿，充滿張力，線條嫻熟流暢；造型恢弘，神態威猛，矯健有力，工藝精湛。此玉璜為“出廓式”玉璜，是在傳統玉璜的形體之外，加以透雕工藝飾龍紋，采用線切割工藝加工而成，尾部交匯處尖角鋒利，雙向切割而成，為典型的戰國出廓龍紋玉璜。

四、玉帶鉤

帶鉤是古代貴族腰帶上的裝飾，也是束系人們腰間革帶的連接物。《淮南子》所載，“滿堂之坐，視鉤各異于環帶一也。”可以看出古人佩戴帶鉤的形制各不相同，質地主要有金、銀、鐵、玉、水晶等。在重視禮儀制度和等級的中國古代，帶鉤不僅為人們日常所需要，而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演繹著古人精致的生活。春秋戰國時期，成熟的青銅冶煉技術，致使青銅帶鉤居主角地位；金、銀帶鉤具有絢麗的色彩、艷麗的光澤，使帶鉤具有了身份和財富的象征；玉質帶鉤又將其推向一種高度——君子之德，因其潔白的質地、溫潤的光澤、稀有的玉材，使帶鉤具有一種脫俗內斂之美。

戰國獸面紋黃玉帶鉤（現藏孔子博物館）

曲阜市魯故城遺址58號墓出土。黃玉質，晶瑩溫潤，有褐色沁斑；鉤為獸首形，由鉤首、鉤身和鉤鈕三部分組成，頭形較小，陰線琢出獸首、眼、鼻、耳，頸細；鉤身較寬，刻飾卷云紋，器面陰線刻獸面紋，曲線流暢，鏤雕勾卷獸角；器背刻飾帶角勾云紋，雕一圓形鈕，鈕面飾卷云紋。玉帶鉤始于春秋時期，流行于戰漢，延續至清，戰國時期的帶鉤，造型及紋飾千姿百態，鉤首常見有螭、龍、虎、鳳、鳥、鴨等形狀。戰國中期，玉帶鉤的制作得到了快速發展，出土數量多、工藝精致，鉤首、鉤體、鉤鈕組成的帶鉤基本定型。頭小，頸部變細，陰線刻獸面紋、幾何紋、祥云紋等紋飾，腹背面置鈕，鈕大而圓。

五、圓雕玉馬

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中可以看到玉豬龍、玉鳥、玉蟬、玉鷹等圓雕動物形象，這些早期圓雕動物形象的玉器，制作工藝較為簡單古樸。由于圓雕動物玉器用材堅硬，立體感強，加工難度大，與平面玉器差異較大，雕琢技法難度更高，特別是用精確的比例來體現動物的形象和神態，具有高度的寫實感。戰國時期，伴隨奴隸制的解體、封建制度的確立，社會動亂，禮儀制度日益衰微，玉器紋飾上的神秘威嚴色彩逐漸消失，圓雕玉器逐漸展露頭角

戰國圓雕黃玉馬（現藏孔子博物館）

曲阜市魯國故城遺址3號墓出土。圓雕立馬，黃玉質，晶瑩溫潤，有褐色沁斑。馬呈站立姿態，昂首豎耳，張目前視，馬口微張，鼻有雙孔，馬鬃突起，馬尾打髻，腿部肌肉清晰，馬蹄分明，前腿垂直，后腿微曲，立于方座上。此器工藝精堪，運用圓雕、“俏色”技法，光澤如蠟脂光，光感肥厚，雕琢玉馬神形兼備，栩栩如生。據出土文獻記載，玉馬始見于商，戰國時期的玉馬，線條遒勁有力、轉折自然，使之玉馬逐步立體化。單線雕刻、雙線勾勒、淺浮雕、剔地平面雕、圓雕等戰國時期玉雕的雕琢技法都在魯國故城遺址三號墓出土的玉馬上發揮的淋漓盡致。在考古發掘史上，出土的戰國圓雕玉器非常少見，孔子博物館館藏戰國圓雕玉馬，于魯國故城遺址中發掘出土，器形完整，形象生動，在準確表現出動物形象的基礎上，通過對其特征的強調，進一步雕琢出其性格，從而達到了形神兼備的藝術效果，特別是在線條，鬃發，眼睛，尾巴等部位的精細雕琢，更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六、瑪瑙環

西周時期，用玉等級制度嚴格，玉組佩中的主要構件如璜、玦、環、觹等基本為玉質，瑪瑙當時只能以小構件的形式出現在玉組佩中。進入東周時期，由于傳統封建制度遭到破壞，諸侯連年征戰，社會秩序混亂，倫理道德日漸崩壞，導致用玉制度日漸松弛，因此玉組佩構件中出現了瑪瑙質配飾，一時成為這戰火連年時代的財富象征。

戰國紅瑪瑙環（現藏孔子博物館）

曲阜市魯國故城遺址58號墓出土?，旇з|，呈紅色，有白色瑕斑，紋理如流去繚繞，環內厚外薄，內緣打磨呈四棱面，外緣磨邊，琢磨光滑，環截面呈菱形。

戰國綠瑪瑙環（現藏孔子博物館）

曲阜市魯國故城遺址58號墓出土?，旇з|，呈綠色。紋理鮮亮，如海草纏繞，加工規整，磨制光潤。面呈斜削狀，邊緣扁薄，近孔處較厚，環體內、外邊緣部分均以倒棱方式進行磨制。

從古至今，人們尊玉、愛玉、用玉、佩玉、藏玉之風經久不衰，中華民族將玉與人性相結合，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國家政治、社會、文化、藝術等方面都密切相關，深入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影響著人們的精神寄托和價值取向，是我國傳統文化中一顆閃耀的明星，是中華之魂、華夏之瑰寶。魯國故城遺址出土的這批玉器，不僅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而且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是我們人類寶貴的文化遺產，還是人類生存和發展過來的最權威的證據，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具有特殊意義的珍貴歷史文化產物。

[[1]] 孔德平、彭慶濤：《游讀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第1頁。

[[2]] 《史記·周本紀集解》引應劭說。

[[3]] 孔德平、彭慶濤：《游讀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第310頁。

參考文獻：

[1] 孔德平、彭慶濤：《游讀曲阜》，泰山出版社，2012年3月。

[2] 故宮博物院：《古玉精萃》，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3月。

[3] 楊春炳：《“古八德”研究與故事新解》，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9年12月。

[4] 王文浩、李紅：《戰國玉器》，藍天出版社，2007年6月。

[5]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出版社，1982年9月。